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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打了電話給善理，我們興高采烈 1970年代，隨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便陷入一場維持到今天的國際外交戰爭。這場戰爭的第一場仗，也是最重要的一場，就是從1976年開始，為了搶救台灣在奧運會席位之戰。負責那一場戰的攻防直至最後勝利，就是當年以企業家身份擔任「義工」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丁善理先生。 1976年，在中共施壓下，中華民國派往加拿大奧運會的選手居然被加國政府擋在境外，我們即面臨從此失去參加奧運會的命運。就從那時刻開始，善理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以他的智慧、外語能力以及冷靜，奔波美國、加拿大、瑞士、日本、南美洲與各國的政府、團體、法院進行遊說、溝通、談判甚至控告。透過他的努力，除了在加國奧運會恢復我國選手的參與權，最後也在極為艱苦的政治環境下為我國保住奧運會的會員身份，並維持國家的尊嚴。 在同一個時期，我正好擔任幾個中華民國單項運動協會的法律顧問（包括田徑、帆船、女子壘球、棒球等）。當時，國內各運動協會所屬之國際總會同樣在中共進攻下對台灣頻頻提出各種主張，包括除名、強迫改名稱等。為了維護各運動協會的權利，也為了凝固大家的力量，那幾年我常和善理交換意見、交換資訊、商量共同策略、互相配合。尤其令我欣慰的是1979年4月2日，台灣的田徑協會在英國高等法院控告國際田徑總會獲得勝訴。法院裁定國際總會不得因中共入會而影響中華民國之會員身份。取得判決的同一天，我們把判決內文從倫敦發給正在烏拉圭準備與奧會最後作戰的善理，讓他六天後對國際奧會所作的最後聲明中可引用並加強聲明的說服力。 奧運那一仗，像一場接力賽，大家往一個共同目標前進，保護台灣的權利，令我這個生長在香港殖民地的人第一次嚐到「為自己國家打仗」的感覺。終於，台灣保住了這個可展現實力的國際舞台，「奧會模式」成為日後台灣在各國際組織繼續保住參與權的重要先例。善理也成為了「奧會模式」的靈魂人物。 往後幾年，我與紀政女士一齊參加莫斯科奧運會以及一些國際運動會，每一次當我國選手在運動會開幕典禮步入會場時，紀政總是激動的對我說：「國慈，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國家的選手可以繼續參加這些國際運動盛會」。那些時刻，我會想到善理。 同樣在去年，當我們柔道選手獲得金牌，頒獎典禮上看到代表我國的旗子在壯麗的「國旗歌」陪伴下緩緩上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聽到的一些洩氣話，如：「幹嘛去計較我國用什麼名稱、歌、旗子呢？反正台灣選手永遠不可能在奧運得到金牌，也永遠不可能成為頒獎典禮的主角。」。想到這些，更使我想到善理，以及他的堅持。 就為了分享內心的快樂，我第二天大早打電話給善理。不過，當我跟他說他當年的付出真的很有價值時，善理卻以他一慣的灑脫笑說「這些陳年舊事，就我們這些老兵拿出來講講算了，現在還有誰會記得？」 善理，你錯了，大家都會記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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