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打了电话给善理，我们兴高采烈
地回顾当年「奥运之战」的点滴，两人High到极点。没
想到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跟善理讲话了。

　　1970年代，随着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便陷入一场维持到今天的国际外交战争。这场战争的第一场仗，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就是从1976年开始，为了抢救台湾在奥运会席位之战。负责那一场战的攻防直至最后胜利，就是当年以企业家身份担任「义工」的「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丁善理先生。

　　1976年，在中共施压下，中华民国派往加拿大奥运会的选手居然被加国政府挡在境外，我们即面临从此失去参加奥运会的命运。就从那时刻开始，善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以他的智慧、外语能力以及冷静，奔波美国、加拿大、瑞士、日本、南美洲与各国的政府、团体、法院进行游说、沟通、谈判甚至控告。透过他的努力，除了在加国奥运会恢复我国选手的参与权，最后也在极为艰苦的政治环境下为我国保住奥运会的会员身份，并维持国家的尊严。

　　在同一个时期，我正好担任几个中华民国单项运动协会的法律顾问（包括田径、帆船、女子垒球、棒球等）。当时，国内各运动协会所属之国际总会同样在中共进攻下对台湾频频提出各种主张，包括除名、强迫改名称等。为了维护各运动协会的权利，也为了凝固大家的力量，那几年我常和善理交换意见、交换信息、商量共同策略、互相配合。尤其令我欣慰的是1979年4月2日，台湾的田径协会在英国高等法院控告国际田径总会获得胜诉。法院裁定国际总会不得因中共入会而影响中华民国之会员身份。取得判决的同一天，我们把判决内文从伦敦发给正在乌拉圭准备与奥委会最后作战的善理，让他六天后对国际奥委会所作的最后声明中可引用并加强声明的说服力。

　　奥运那一仗，像一场接力赛，大家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保护台湾的权利，令我这个生长在香港殖民地的人第一次尝到「为自己国家打仗」的感觉。终于，台湾保住了这个可展现实力的国际舞台，「奥委会模式」成为日后台湾在各国际组织继续保住参与权的重要先例。善理也成为了「奥委会模式」的灵魂人物。

　　往后几年，我与纪政女士一齐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以及一些国际运动会，每一次当我国选手在运动会开幕典礼步入会场时，纪政总是激动的对我说：「国慈，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国家的选手可以继续参加这些国际运动盛会」。那些时刻，我会想到善理。

　　同样在去年，当我们柔道选手获得金牌，颁奖典礼上看到代表我国的旗子在壮丽的「国旗歌」陪伴下缓缓上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听到的一些泄气话，如：「干嘛去计较我国用什么名称、歌、旗子呢？反正台湾选手永远不可能在奥运得到金牌，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颁奖典礼的主角。」。想到这些，更使我想到善理，以及他的坚持。

　　就为了分享内心的快乐，我第二天大早打电话给善理。不过，当我跟他说他当年的付出真的很有价值时，善理却以他一惯的洒脱笑说「这些陈年旧事，就我们这些老兵拿出来讲讲算了，现在还有谁会记得？」

　　善理，你错了，大家都会记得。